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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皓阳:从《建军大业》回顾国共之争的道、术

发布时间:2020-03-15 02:32编辑:现代文学浏览(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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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3月28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着,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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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就这样评价“自古得国之正,无甚太祖皇帝者也”。为什么说明太祖朱元璋“得国最正”,因为他“伐无道,诛暴元”,他是真真正正最底层的人民,活不下去了才被迫起义:“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无论是明太祖还是汉高祖,用一个词来精确地总结他们的行为就是“吊民伐罪”,也正因为此汉朝和明朝被认为是合法性最高的两个朝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夫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根植于人们心中的绝对正义,是崇高的道德观。

    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骗手段麻痹群众。他刚到上海,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他派军乐队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4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蒋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绪后,离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监督执行其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计划。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定的态度。但是,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共产党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麻痹。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信。之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军、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

    这就是为什么电影《建军大业》的开头要着重展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的军政府向人民举起了屠刀,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央同样背叛了革命,这就是为了说明为何起义、为何建军,为何起义和建军是正义的,为何“道”是站在共产党这边的。毛泽东为秋收起义专门作一首词《西江月》: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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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这首词的词眼在于“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若无地主重重压迫,哪来农民个个同仇?这就是中国革命的“道”。那么更深一层次的问题,共产党领导农民推翻地主阶级,仅仅是因为地主“压迫”农民,仅仅是因为“道德”和“正义”的选择吗?不,还远远不止于此,这里还包含着社会前进发展的客观规律。

    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我们先要明确,为什么地主阶级是落后的阶级,为什么地主一定要被消灭?那么必须要理解地主占有那么多土地有用么?没用。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还会购置机器扩大再生产、提高生产技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带来集约化效用,这种进步性是马克思主义者们都承认的,只不过会最终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而已;而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下地主广泛兼并土地,不会带来任何生产力的提升,反而会带来一些严重的负面效应。除了重复性的购买土地之外,地主乡绅们有了多余的钱财,会用金银铸个香炉啊、贴个佛像啊、打个首饰啊,甚至就是把金条银块埋在地下,给子孙的财富“优良传统”嘛。但是金银是什么,是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这些地主们的行为就是把货币强行剥离商品市场,变成无用的装饰品和身份象征物,造成商品市场的通货紧缩、国家财政愈发困难,而地主拿走了这些香炉、佛像——这些农业生产剩余,又不会去投资再生产,不会带来生产力的任何提升,形成恶性循环。当时土改的时候陈云给中央的报告,说富农在新生产关系的推动力上都比地主有作用,因为农村乡绅家族种姓势力过强,这些都是大地主,富农有钱了也买不来地,所以就给自己孩子去城市里做实业,在当时“父-富农;子-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普遍配置,所以陈云建议土改时优待富农,可以安抚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地主就像奴隶主一样,在滚滚前进的时代潮流中注定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桶,共产党进行土改、消灭地主阶级,岂止是为民做主,简直是替天行道。

    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那么国民党有意愿消灭地主阶级,推动社会进步吗?曾经有,但后来没有了。孙中山先生的土地政策是包含在“三民主义”之中的,他曾很明确的描述过自己的土地改革理念:“原夫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伦,人类发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人于其间,又恶得而私之耶,或谓地主之有土地,本以资本购乎?”所以“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土地国有’思想是合乎公理的。” 。但是自四一二政变之后,蒋氏的国民党与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国民党已经是形同陌路,蒋氏国民党因为坐拥长江关口的关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农业土地税的依赖,所以宣布了各地土地税自行消化,不必上缴中央,这自然也得到了各地军阀的热烈拥护,蒋也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区内成为了军阀们的“天下共主”。——所以为什么共产党敢光明正大地说自己是“正统”,看看蒋介石,压根没有继承孙总理一毛钱的东西嘛。而蒋介石治下的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既没有改变农村经济基础的动力,也没有改变农村经济基础的能力,这是其性质决定的。

    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义。

    《北平无战事》里有一段台词很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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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是先总理创办同盟会时就提出的纲领,早年改组国民党,更是写进了党章。几十年过去了,在国统区,占中国三分之二面积的农村,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占据着百分之九十的土地,三亿农民没有饭吃。城市的资产,掌握在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手里,上千万的居民,居然要靠美国的救济粮活着。去年一年,国军就一下子锐减到了三百万,竟然还是发不出军粮。民不聊生,人心尽失。我们国民党到底在干些什么?到底在干些什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国,四亿多农民,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他们只懂得,没有土地,就没有饭吃,谁让他们生存,他们就跟谁走。先总理领导国民革命,深知国情,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民生主张,这个主张被国民党抛弃了,却让共产党在解放区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民心。在党内,经国同志看到了这一点,在赣南试行土地改革,竟然受到了你们的攻击。中央党部甚至说他是苏俄的共产党!四一年的党团之争,你们中央党部赢了,政学系赢了,孔宋的财团赢了,在农村依然是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掌握着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在城市依然是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占据着百分之九十的资产。少数人的利益被你们保住了,国民党却被你们一步一步地推向失败,推向灭亡!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说完了农业和土地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民族工业。为什么蒋介石的国民党,作为一个新军阀,有名义上统一全国的的实力呢?看蒋氏军政权的地理位置:

    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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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五月紧急指示”,大意为:

    1931年全国外贸逆差是5.24亿两白银,上海本地的收支逆差是5.47亿两,还要高一些。南京政府从这中间收到了相对旧中国来说,非常了不得的一笔税收。1928年,上海收了3000多万两关税,1931年就达到了1.25亿两,全国进口税达到2.6亿两。这笔钱主要用于偿还国债和军费。到了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51%的收入已经来自关税。再加上可以从沿海地区控制的盐税也占财政的百分之十几。国民政府一多半的收入不直接依赖农村。

    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严重依赖于关税的收入,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出口是没有关税的,只有进口有关税,而国民政府关税收入越多,就代表着国外廉价工业品倾销内地越多,也就意味着我们还在襁褓中的民族工业所处的环境极端恶化。所以说,从利益层面上讲,蒋氏政权跟中国的资产阶级都是对立的。在《建军大业》里,蒋说的一句话我印象颇深,“跟江浙财阀要打好关系,七分经济三分军事。喂饱了这群阿公,天下笃定。”江浙财阀这群阿公是什么?买办资产阶级,是为洋人服务的。买办阶级越强势,说明我们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就越弱势、越难以得到发展。

    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

    就拿近年来一直被吹嘘的“黄金十年”来说,十年间国统区的钢铁产量反而始终保持在几万吨的水平。1927年中国钢铁产量是三万吨,到了1931年,汉冶萍公司倒闭跌到了1.5万吨,到1934年靠几个地方军阀恢复到5万吨,上上下下的波动,期间日本人在东北倒是轻轻松松搞了50万吨的钢铁产量。只看当时工业统计数据会说谎,因为把东北日占区也算进去了,就比如说十年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增长的7成是"外资",而外资的将近9成是日本四大财阀在东北的投资建的电厂。

    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

    满清末年大清国还能自行生产军舰,重型火炮,马克沁机枪,到了凯申公30年代兵工厂退化只能生产步枪和一点迫击炮。成渝铁路,是清末保路运动爆发的诱因,也间接导致了武昌起义,这个中华民国建立前就打算修的铁路,到了民国又打算修,结果到解放前一米都没修出来。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最后一天打进成都,1950年6月,成渝铁路就开工,1952年通车,全长505公里,车头是用缴获的国民党登陆舰运上来的,民国二十多年都没完成的铁路,共产党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1949年四野准备解放武汉的时候,中央数次电令林彪,要以“当年保护故宫的重视程度保护汉阳铁厂”,结果地下党递来消息,抗战胜利后汉阳铁厂压根就没复产,敌人也没有任何破坏的计划。老佛爷地下有知,估计都要瞧不起蒋介石啊。

    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5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我们国旗上四颗小星,其中两颗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资产阶级会支持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原因很简单,国民党是站在资产阶级对立面的,而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的目标是与资产阶级相一致的。看看抗战胜利后党国“接收大员”的表现,就知道站在对立面是什么表现了。

    要成立以着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迫害工农的军官。

    所以我们看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既没有能力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也没有动力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既没有能力发展民族工业,也没有动力发展民族工业。于是历史教科书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准确地定义:

    这份文件被汪精卫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手中得到。国民党高层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

    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有六大世家,分别为:汝南周家,吴兴沈家、会稽顾家、陇西李家、东海陈家、中山张家。其中周学熙是洋务运动中重要人物周馥的儿子,其父周馥曾任两广、两江总督,近代民族工业创始人之一,华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奠基者之一,他所开创的实业集团奠定了京津唐地区近代工业的基础。周学熙亦因此与同时期在江浙一带致力于实业救国的着名状元资本家张謇并称“南张北周”。周学熙的后人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我摘取其中几段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会支持共产党: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是为“宁汉分裂”。

    那时的中国,是充满了变革的希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之功,而是各阶层、各有关党派共同建立起来的……民族资本家为何要跑到台湾呢?战乱结束后,国家还是要建设的,且当时国家的痼疾(兵乱、匪患、娼妓、烟土、地痞、恶霸、拆白党、租界等)正在被逐一清理,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今日得见黄河清矣”的兴奋感,国家、民族也确实是一派向上的气象。“富豪”们选择留下,我认为并没有什么错误。

    同年5月21日,湖南的汪精卫政权下属的一些反动军队发动马日事变。6月5日第三国际代表罗易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其增加共产党对武汉政权的掌控,并处分反革命派,扩大农工武装运动。7月,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武汉政府权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决定取缔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8月1日共产党以“南昌起义”进行全面摊牌。武汉国民党右派在8月开始清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全面破裂。

    1945年抗战胜利,国人熬了八年,终于等来云开日出。江浙一带的富豪,八年中基本都将产业撤到了重庆,与国家共荣辱。“8、15”以后,避难的富豪们又面临“复员”的问题,千里长江,将机器、人员、财产运回江浙,谈何容易。时间紧迫,流民思归,船只紧张,甚至雇木船回来的也有,又历尽了不知多少艰辛,耗费不知多少心血,打点了不知多少关卡,才得以成行。富豪们——我指的是旧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受日酋侵略的威胁,也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营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哪里有什么心情夸富?又怎能飞扬跋扈地骑洋马、喝洋酒、包飞机?

    蒋介石通过此事成为了被国民党内右派的多数派支持,成了最高领袖,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破坏北伐统一,清党使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事业严重破坏,延缓了成功的时间。蒋虽然不久由于北伐军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大权,完成北伐,开始了在中国数十年的统治。

    光复后,富豪们一心以为重开天地,可以大展宏图一番了,却不料国民党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中饱私囊,这种蠢举使这个政权顿失民心。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元券”,百姓买几根油条都要拿成捆成捆的钞票,新疆银行更发行了人类史上罕见的“亿元”大钞。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人也无力回天。民营经济在这种背景下,不知出路何在,心头只有愁云惨雾。因此民族资本家这个阶级,在内战时,多持观望态度,只盼望尘埃早日落定,大多没有跟国民党共进退,甚至有“国民党早点亡了”也好的心态,可谓不足为奇。

    四·一二事件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清党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约121万,其中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超过5万。清党一年后的1928年3月,国民党员人数为22万。1929年12月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这意味着清党行动清掉了国民党左派全部党员的一半多,国民党党务系统大换血。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浙江省建立县党部的县份为69%。“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

    官方网址大全,在人民的对立面,从未让人失望。历史上,国民党为彻底“消灭”红军,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从3岁孩童到80岁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敌人起初杀人以人头计数报功请赏,后因杀人如麻,改以耳朵计数。国民党独立三十三旅残杀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民数万人。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瑞金县城内的人口差不多减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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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敌人屠杀3000余人。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四·一二事件使共产党的发展严重受挫。共产党认为,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失败。四·一二事件之后,共产党内坚持和国民党妥协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被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撤职。陈独秀被认为一味退让,甚至要求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上缴武器,造成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武力清党毫无准备。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武装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共产党联合极少数国民党左派在南昌发动南昌起义,开始了组建共产党军队,开展武装革命,直到夺取中国的政权。

    国民党在大陆执政之时,对拯救民族危亡不感兴趣、对提高民众识字率不感兴趣、对提高粮食产量拯救民众于饥饿不感兴趣、对发展理工科技不感兴趣、对改善黄河水利不感兴趣、对土地改革发展工业化不感兴趣、对解决遍地土匪恶霸乡绅不感兴趣,唯二有兴趣卖力去做的,第一是捞钱——是坐拥东南控制海关当外国买办打压民族工商业的兴趣;第二是剿共,因为共产党妨碍它实现第一个兴趣。

    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的杜月笙则事业顺利发展。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度持此功谋求上海市长一职未遂。1949年在国共内战中,国民政府失败退往台湾之际,杜月笙担心自己当年参与四·一二事件的经历令共产党不会放过他,便逃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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