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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战争中的现代主义

发布时间:2020-03-15 02:32编辑:现代文学浏览(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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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绘画、音乐和建筑的黄金时期。最初,它是现代主义艺术家们手中用来打击高雅文化的锐利武器,因为创造、资助和欣赏高雅文学和艺术的正是由贵族、教士和中产阶级组成的传统社会精英群体。在上世纪40-90年代,美国情报部门秘密主导了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冷战”,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在其中充当了西方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今天,对现代主义经典作家和作品的介绍、分析和评价占据了文学教科书的大量篇幅,也构成了当今文学教育的重心。回顾现代主义文学百多年来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它绝非形式主义批评家们曾经纷纷宣称的所谓文学内部的演化史,即“文学性”的自我发生史,而是那个时代中以艺术家为先锋的人们理解、解释和创造自身历史的进程。

     刘禾教授
    

    1863年,诗人波德莱尔在论及古斯塔夫·居伊的绘画时,为我们勾勒出了关于现代性的一个简洁而明快的定义:“现代性是瞬息而逝,是过渡,是偶然,这组成了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和无法动摇的东西。”身居闹市之中的居伊,白天奔走于巴黎喧闹的街头,捕捉那些飘忽不定的风景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闪而过的身影;夜阑人静时再将它们描绘在自己的画布之上。波德莱尔似乎拥有同样的趣味和才能,在他的眼里,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可不只是浪迹街头的波希米亚艺人,而是通过想象创造性地为我们重绘现代生活画卷的英雄。120年之后,福柯从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定义出发来理解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知识的转换:“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与传统发生断裂的意识,它对当下时刻予以“英雄化”;其次,现代性既给予现实以极端的关注和尊重,同时又赋予人一种“自由的实践”,以期达到破坏现实的作用。因此,现代性并非是指人与当下时刻的关系,而是指人与自身建立的一种关系,换句话说,现代性就是针对人的感觉、思想和行为提出的一种全新理解方式。

    文化冷战的世界图景

    那么,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如何理解人类自身?蒂姆·阿姆斯特朗的《现代主义:一部文化史》继承了出自德国历史学派的雅克布·布克哈特曾经创立的文化史研究方法,试图从现代性的时间、空间、自我等等抽象概念出发理解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阿氏的著作不同,彼得·盖伊的《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译林出版社,2017年)一书回到了经验的层面,它所采取的是“新文化史”的进路。在该书中,作者以弗洛伊德对现代人的复杂心理经验的理论分析取代了旧文化史执着于其中的“精神”这一抽象范畴。按照黑格尔、狄尔泰和卡西尔树立的精神现象学方法,现代主义的发展史将会仅仅被看做是“精神”在时间中显现的现象或形式而已。然而,在弗洛伊德眼里,现代人的心灵处处充满着种种相互对立的情感,这些矛盾的心理是他们在自然和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遭遇所致,家庭和性的问题成为了其关注的核心。盖伊选择以弗洛伊德的视角来看待现代主义从中产生的人类存在方式,该书在搜集大量确凿证据的基础上,试图说明现代主义并非各个艺术家独创风格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整体,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社会和艺术家角色的方式和全新的评价文化作品及其作者的方式”。在此意义上,盖伊将现代主义风格定义为“思想、情感和观点的一种氛围”,正如福柯将现代性整体看做是一种“风俗”(Ethos)一样。盖伊认为,现代主义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其一,遭遇传统鉴赏品味时选择接受“异端的诱惑”进行艺术创新;其二,不断进行自我探索。如果我们熟悉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定义,以及本雅明和福柯对它的解释和阐发,盖伊的上述意见便不难理解。因此,作者将波德莱尔奉为“现代主义的唯一创始人”。这位诗人身上集中体现了艺术家对中产阶级生活风格和艺术品味的厌恶和仇视态度,后者在福楼拜的小说作品中达到了极致,甚至是过分的程度。盖伊同时指出,现代主义艺术家虽然一方面仇视中产阶级的平庸趣味,另一方面也愿意接受甚至是恳求他们的资助和赞赏。中产阶级既是现代主义艺术仇视和攻击的对象,反过来,他们又是孕育现代主义艺术的土壤,这与盖伊所谓现代主义是一种气氛的说法极为一致。

    文化冷战中的“文化”,不仅是一种软实力,而恰恰是冷战政治的前沿,它代表着在文化层面上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冷战是“伟大的翻译运动”产生的基础,所以有必要先勾勒文化冷战的世界图景。

    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逐渐走向衰落。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它迎来了复兴的趋势。一方面,30、40年代以前就已经出版了重要作品的现代主义作家们战后仍然在从事创作,比如哥特弗雷德·本、艾略特和托马斯·曼等;另一方面,新的现代主义作家和作品在1945年之后还在不断地涌现。然而,区别与30年代以前现代主义文学的“自发”状态,推动其战后走向复兴的,除了艺术和社会之外,还增加另外一种人为因素。1999年,桑德斯的《文化冷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世界》(2013年再版)首次披露了战后在中情局秘密资助下的“文化自由协会”以维护“表达自由”的名义,推动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向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传播的情况。桑德斯的著作对以“暴力自由”推动“文化自由”的方式表达了不满,安德鲁·鲁宾在2012年发表的《权威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则将中情局的资助行为视为由权力运作制造的有关“世界文学”的(伪)知识的过程。为了向全世界推行美国文化,达到从精神上瓦解敌对国家的目的,“文化自由协会”刻意选择了一些宣扬人生荒谬的现代主义作家和作品如加缪等,通过给予资助的遍布巴黎、罗马、开罗等等世界各地的文学杂志网络同时将其翻译和发表,从而使他们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作者指出,由冷战意识形态塑造的“世界文学”背离了其提出者——歌德的意愿,它不仅没有能够起到促进文化沟通和相互理解的作用。相反,它在为人们之间相互的理解和尊重设置重重障碍,其结果是摧毁了“世界文学”的理念。

    在西方世界,美国的中情局和英国的军情六处是站在文化冷战背后的主要力量。今天的学者们已经知道,中情局资助了1950年成立的文化自由议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这是一个公开组织,是西方推行冷战政策的“脸面”机构。1966年,文化自由议会的金主被《纽约时报》曝光,舆论哗然,这个组织更名为国际文化自由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Freedom),一直持续运作到1979年。

    桑德斯和鲁宾的研究拓宽和丰富了人们对战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之所以会“复兴”的理解,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从上世纪40年代持续到90年代的东西方冷战不仅是一场政治和军事战争,而且也是一场文化战争,就激烈程度而言,后者也绝不亚于前者。德国历史学家贝恩德·施特弗尔在《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年代的历史》(漓江出版社,2017年)一书中专门增加了有关文化战争的内容,这使冷战学术界忽视文化之维的局面得到了改观。该书作者围绕图书交流、文化设施和日常语言讨论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联邦德国不断推行“美国化”的过程。现代主义文学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翻译和传播情况自然在该书的关注之列。此外,作者还着重分析了爵士乐、抽象画、电影和建筑等等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在冷战时代的东方阵营里获得传播和因此造成的效果。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人物,首先是众所周知的冷战规划师乔治·凯南,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后来在美国国务院任高级职位。查尔斯·波伦是接替乔治·凯南的美国驻苏联大使,这两人的俄语都很好。以赛亚·柏林也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的着作被广泛译介正是中情局文化冷战的成果。尼古拉斯·纳博科夫,是着名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洛丽塔》作者)的表弟,担任文化自由议会的秘书长,他是出身俄国的作曲家,结识很多文化界名流,五六十年代在欧洲策划了许多音乐会、文化节、艺术展。梅尔文·拉斯基,是欧洲着名杂志《Encounter》的主编,这份杂志在他接手之后,专门面向东欧以及西欧的精英知识分子。刘禾的同事、着名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大分裂之后》一书作者安德里亚斯·胡伊森曾向她介绍,在他的成长时代,《Encounter》及其它推动的艺术和文学形式如何给战后欧洲的一代人提供了养料。

    福柯在那篇论述启蒙运动的文章中,说现代性作为对当下时刻的“英雄化”,也就是说在自由与现实之间展开的博弈,其最终目标在于转化现实和自我。这位哲学家断言,波德莱尔没有想到要在“社会自身或政治制度”中完成上述转化。相反,诗人只能指望在艺术中寻求现实和自我的转化。然而,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参与文化冷战的历史表明,它不仅仅与当时在现实社会层面上发生的种种政治变革和文化战争密切相关,而且,其反叛传统的创作所记录的个性化体验以及建立其上的一套看待人生和社会的方式作为一种知识,借助于冷战这一争夺权力的战场却实现了某种实在的政治效果。

    中情局资助的现代主义艺术,最成功的是纽约画派,即抽象表现主义画派,它不仅打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化品味,而且打击巴黎在艺术领域的统治地位。战后巴黎衰弱,纽约艺术崛起,画廊林立,诸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机构的繁荣,让纽约取代巴黎成为艺术的“首都”。现代主义艺术、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并非自然而然的历史结果,而是人为推动的。中情局对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经典化的推动,譬如 T.S.艾略特等,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至今主导着当今欧美英文系研究和教学使用的经典现代主义教材,而它当年排斥的左翼作家大都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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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情局还资助了一大批文学刊物、文化刊物和丛书,比如尼日利亚的《Black Orpheus》,几乎统治了非洲独立后文化精英的品味,再如印度的《China Report》统治了印度人对于中国的了解,还有英国的《The China Quarterly》,后来转为纯粹的学术刊物,但当年也接受中情局的资助。文化自由议会资助的出版物名单还很长,罗列如下:巴黎出版拉丁美洲发行的《Cuadernos del Congreso por la Libertad de la Cultura》、英国的《Encounter》、墨西哥的《Examen》、奥地利的《Forum》、黎巴嫩的《Hiwar》、印度尼西亚的《Horison》、阿根廷的《Informes de China》、日本的《Jiyu》、瑞典的《Kulturkontakt》、英国的《Minerva》、德国的《Der Monat》、拉丁美洲的《Mundo Nuevo》、丹麦的《Perspektiv》、法国的《Preuves》、澳大利亚的《Quadrant》、印度的《Quest》、韩国的《Sasangge》、菲律宾的《Solidarity》、意大利的《Tempo Presente》、乌干达的《Transition Magazine》,等等。

    已解密的绝密文件(Top Secret PPS No.23 on February 24, 1948, the State Department)揭示乔治·凯南如何勾画战后的冷战世界秩序:

    “我们占有世界财富的50%,却只占有人口的6.3%,这种不平等在我们和亚洲人民之间尤其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避免成为嫉妒和不满的对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真正的任务是设计一种关系模式,能够让我们保持这种不平等的状态,同时不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

    刘禾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回望美国如何长期地、有步骤地推行凯南的规划,看来的确成绩不菲的。假如我们不仅仅对比今天中美GDP增长速度,不纠缠于贸易逆差,不沉溺于企业家的所谓个人身价,而认真比较当今世界的财富分布与人口的比例,那么根据每年一度发布权威“Allianz 全球财富报告”(Allianz Global Wealth Report),直到2015年,美国占世界人口大约 5%,但仍然持有44%的财富。刘禾说,这个结局和美国的战后地缘政治布局是密不可分的,而未来的世界和平依然维系在这个比例的变化之中。

    凯南的远东绝密规划中不提对抗共产主义,不讲意识形态,而是地道的地缘政治,讲资源、讲财富的分布和国家安全。乔治·凯南接着谈到,美国人不要和远东讨论那些含糊的、不切实际的目标,而要意识到,美国与远东的主要关系是军事和经济,应该专注于那些能够完全控制或信赖的地区,也就是将日本和菲律宾作为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基石。这是美国战后出台的官方的对未来世界的规划,这个规划的目的是保证东方人民仍然在“嫉恨美国人民”,但不能因为嫉恨而跟美国打仗。乔治·凯南这里主要的不满是针对联合国的,1948年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而乔治·凯南反对人权这种抽象的普遍主义原则。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成立于1945年,在1946年组织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委员会,并于1948年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这个道德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包括18个成员国,如果说之前人权是西方的概念,1948年以后就不是了。起草委员会中有几个核心成员国,起草委员包括主席罗斯福夫人、副主席张彭春、黎巴嫩哲学家查尔斯·哈比·马利克、加拿大法学理论家约翰·汉弗莱、法国代表勒内·卡森和菲律宾代表卡洛斯·罗慕洛。

    其中马利克和罗慕洛后来成为万隆会议的关键人物。马利克是爱德华·萨义德的舅父,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并出任黎巴嫩驻美大使。他本人出身于黎巴嫩基督教家庭,认为人权原则应该建立在阿奎那的基督教传统之上,在起草委员会中与中国代表张彭春有诸多争论。所以,此人虽然出身第三世界,却是坚决捍卫西方的,他后来在巴以冲突里面发挥着一些负面作用,至今仍是极具争议的人物。

    从绝密文件中,可以看到乔治·凯南认为联合国的人权宣言是一个碍事的东西,但美国政府并没有放弃渗透联合国的人权工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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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会场内景。 新华社 资料图
    

    万隆会议与亚非作家联盟

    万隆会议没有邀请美国,但在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主导下成立了“万隆会议工作组”,用以渗透万隆会议。美国国务卿向黎巴嫩和菲律宾施压,要求查尔斯·马利克作为黎巴嫩代表,卡洛斯·罗慕洛作为菲律宾代表参加万隆会议,让他们去万隆会议推广人权原则。虽然乔治·凯南认为人权是空话,但既然第三世界人民喜欢说空话,就把人权原则输出给他们。美国国务卿还渗透了包括日本、巴基斯坦在内的其他国家代表团。亚非人民当时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文化冷战推广网络的封锁。

    1955年《万隆会议公报》由七项内容组成,亚非国家文化合作被放在第二项的显要位置,而第三项就是人权与自决,人权写进《公报》背后有一系列斗争。但今天的重点是文化联合。

    《万隆会议公报》第二项强调:“在过去若干个世纪中,亚洲和非洲国家之间的文化接触中断了。亚非各国人民现在都怀着一种热诚真挚的愿望,在现代世界的范围内恢复他们久远的文化接触和发展新的文化接触。” 那么如何重建因殖民历史而中断的文化合作呢?《公报》认为,努力应当导向:“彼此文化交流;交换情报。”由此形成了刘禾称之为“万隆会议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是亚非作家联合起来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促进亚非文学和艺术发展,进行多边的翻译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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