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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新:感悟毛泽东修改诗词的艺术和境界

发布时间:2020-03-13 03:44编辑:现代文学浏览(189)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一位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毛泽东以如椽之笔,写下了纵横捭阖、气势非凡的不朽华章,是中国诗坛上的一座艺术高峰。

    《毛泽东诗词书法诗意画鉴赏》季世昌 主编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不恃才傲物,虚怀若谷博采众长

    现在,我来谈第三个问题:从毛泽东修改诗词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

    了解毛泽东修改诗词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毛泽东诗词的完善过程和深刻内涵,更好地把握毛泽东诗词创作成功的内在原因,特别是能够促使我们去感悟、去学习毛泽东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虚怀若谷的学习态度和尽善尽美的艺术追求。

    第一、毛泽东对待作品精益求精,从不敷衍了事,而是一改再改,力求完美。

    唐代诗人贾岛在“僧推月下门”和“僧敲月下门”之间不断推敲、锲而不舍的典故,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它不过是历代文人墨客严谨、认真的创作精神的一个缩影。

    好诗是写出来的,也是改出来的。能出口成章、一气呵成,当然了不起。但多数诗词佳作都是反复打磨而成的。杜甫《解闷十二首》诗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他的《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写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清代诗人袁枚《遣兴》也有“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这样的诗句。清代李沂在《秋星阁诗话》中,讲得更为明确:“作诗安能落笔便好?能改,则瑕可为瑜,瓦砾可为珠玉。”这些都是历代文人的经验之谈。

    毛泽东继承了历代诗人创作诗词反复推敲的优良传统。他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认真,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作风。毛泽东对自己的诗作,既当真,又较真。他从来就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将其作为价值观念、政治抱负、奋斗人生和时代风云的真实写照。他对自己不满意的作品绝不发表;对已公开的作品,一改再改,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对艺术负责,对自己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

    毛泽东深知诗词创作的艰难:“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1963年11月4日,他说:“有些诗不能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经过修改?甚至于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现不好……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一想。” 1958 年,他对梅白说:“诗要改,不但要请人改,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了一个时期,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些。这就是所谓‘推敲’的好处。”

    第二、毛泽东评己诗作非常低调,从不骄傲自满,而是不断改进,不断提高。

    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书中收入了《七律·长征》一诗,1938年2月,该书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七律·长征》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从此,毛泽东的诗人才华名扬天下。

    毛泽东的诗词成就举世公认,所获得的赞誉可谓登峰造极。柳亚子读了《沁园春·雪》之后,拍案叫绝,称“毛润之《沁园春》一阙,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郭沫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元帅诗人陈毅也曾以“看诗词大国推盟主”来高度赞扬毛泽东的诗才。

    但毛泽东自己却很低调。1939年1月31日,毛泽东《致路社》的信中写道:“问我关于诗歌的意见,我是外行,说不出成片断的意见来。”1957年1月12日,他给《诗刊》主编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写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什么特色。”

    1958年7月1日,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给陈毅写信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为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唐代诗人张九龄《和黄门卢侍御咏竹》有诗句云:“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正因为毛泽东始终在姿态上、心态上、行为上、言辞上保持低调,从不自夸,从不自满,他才会如此平和淡定地去看待自己的作品,如此坚持不懈地炼字炼词炼意,可谓是千锤百炼。这是一种艺无止境的创作态度,更是一种自我修炼的人格精神。

    第三、毛泽东对待诗友敬重有加,从不恃才傲物,而是虚怀若谷,博采众长。

    毛泽东与很多着名诗人关系密切,比如柳亚子、黄炎培、郭沫若、臧克家等。他们都是声名显赫的文人骚客。柳亚子性格狂傲,但他对毛泽东也是心悦诚服。面对《沁园春·雪》,他由衷感慨:“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尔。”

    毛泽东总是以开放的心态,与诗友平等交流,切磋诗艺。柳亚子、黄炎培等人每有新作,都会寄给毛泽东,毛泽东则以诗回赠,而回信中常常能够看到“录呈审正”这样的谦辞。黄炎培比毛泽东年长15岁,毛泽东信的开头总是尊称“任之先生”“黄任老”。毛泽东和柳亚子也有书信往来,有时抬头尊称“亚子兄”,落款则是“毛泽东上”。

    1959年6月底、7月初,毛泽东写了《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1959年9月7日他致信胡乔木:“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于9日、10日致信胡乔木,反馈自己的意见建议。9月13日,毛泽东再次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1962年 4月24日,在给臧克家的信中,毛泽东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1965年9月25日,毛泽东把《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送给邓颖超,附信说:“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征求诗友意见,态度之谦恭,言辞之恳切,真是令人肃然起敬!满招损,谦受益。诗友们被其真诚感染,也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建议。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宝贵意见也给毛泽东诗词增添了不少光彩。

    第四、毛泽东对待读者平易近人,从不以势压人,而是闻过则喜,从谏如流。

    人们喜爱毛泽东诗词,既有文学艺术成分,也有社会心理因素。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普通读者发现毛泽东诗词存在瑕疵,能提出修改意见,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错别字,不仅需要有学识,更需要有勇气。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出现这种现象,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博大胸襟和为民情怀。毛泽东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的群众观点在诗词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心里始终装着读者。毛泽东说:“当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正是这种平等态度,使毛泽东能够认真对待和吸收读者的建议。这种可贵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永远学习。

    好了,今天我就讲这些。感谢广大网友的关注。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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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毛泽东对所作诗词的修改,有不少地方是着意调整用字用韵,使之更加符合格律的要求。毛泽东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这表明了他对写作格律诗词的见解。诚然,毛泽东的诗词对传统的格律,有很多突破和创新,但从总体上来看,毛泽东绝大部分诗词都是符合传统诗词的格律要求的。譬如律诗一般的在同一首诗中不用同字。特别是对颔联和颈联要求更加严格。《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其中的“水拍”原作“浪拍”,这就同“五岭逶迤腾细浪”中“浪”字相重了。所以后来作了修改。《毛泽东诗词选》中作者自注说明了这一情况:“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中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这位不相识的朋友,就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这样虽与第二句的“水”字重复,但总比与第三句的“浪”字重复为好,且两个“水”字含义不同。同时,根据我们所见到的最早收集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的《毛泽东同志长征诗》所载,这句诗中“云崖”原作“悬崖”,后来在《诗刊》正式发表时改为“云崖”。这样修改以后,这一句和下一句“大渡桥横铁索寒”作为律诗的颈联,对仗就更加工整了。“云崖”和“铁索”,不仅整个词相对,而且词的内部结构中语素与语素之间也相对。再如《七律·登庐山》中“跃上葱茏四百旋”中的“旋”原作“盘”。按照韵书“盘”属上平声十四寒,“旋”属下平声一先,修改以后,“旋”就与本诗中其他的韵脚“边”“天”“烟”“田”一致起来,同属一个韵,读起来就更加音韵和谐、铿锵有力了。

    汪建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手迹图片 3

    毛泽东的诗词作品数量不算多。仔细比较分析毛泽东诗词,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作品都经过多次修改。从作品标题、个别措辞、整个诗句,到篇章结构,乃至标点符号,他都一改再改。这才使得毛泽东诗词用词精准、对仗工整、韵味十足,成为千古绝唱。

    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毛泽东诗词的手稿和发表、出版情况,可以充分地看出毛泽东对于诗词创作的态度是极其严谨审慎、一丝不苟的。我国古代就流传推敲的故事,毛泽东同样如此。他曾经说过:“许多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臧克家也讲到,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出版前,亲自开列名单,征求意见。名单中包括朱德、邓小平、彭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包括若干我国现代着名的诗人。臧克家在这次座谈会上用便条写了二十三条意见,居然被毛泽东采纳了十三条,至于请郭沫若、臧克家以及其他接触较多,或身边工作的同志提意见,则更是经常有的事。甚至一些素昧平生的老教授、青年学生写信来提出一些修改和订正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也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因而毛泽东的“一字师”“半字师”被人们传为美谈。更为可贵的是,毛泽东不仅在创作过程中和创作完成之后做了大量的修改工作,甚至在正式发表和出版多年之后,还不断地进行校正和润色。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吴旭君回忆,从1963年3月以后,直到1973年冬,毛泽东对他的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对有些诗词作过多次修改。因而,毛泽东诗词成为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和诗坛的千古绝唱,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二、毛泽东如何修改诗词

    毛泽东创作、修改、审订、发表自己所作诗词的情况,历来也很少为外人所知。其个中原因,诚如毛泽东所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除此之外,也有的出于遵守纪律和保密的需要,即使知情者也守口如瓶,人们只能从个别发表的毛泽东书信中、毛泽东手书中以及与毛泽东交往较多的郭沫若、臧克家、周世钊、李淑一等人的谈话和文章中见出一点端倪。“文化大革命”中,开始流传毛泽东对自己所作诗词的批注和对一些诗词的解释,但那些多系传抄,真伪莫辨,甚至以讹传讹。毛泽东去世以后,大量的回忆录和传记着作以及《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诗词墨迹选》等相继出版,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使我们对毛泽东诗词创作过程,以及修改、审订、发表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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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其所作诗词的修改,大致上有五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准确地表现作品的思想内涵,进一步深化和挖掘作品的主题,使之能更好地表达作者的立意,抒发作者浓郁深厚的情感。最为着名的例子,要算是《念奴娇·昆仑》中将原作的“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这两个字的改动,力重千钧,表现了毛泽东由昆仑山的多雪而引起的奇特而丰富的想象,不仅要为中国人民消灾,而且要让全世界人民都来共享改造昆仑的成果,为全人类造福。前面讲到了“欧”“美”这里再加上“东国”,就概括了全世界。这样,就使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更加完整、全面,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更富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和感染力。再如《贺新郎·读史》,手稿中原先写作“洒遍了,郊原血”,后来将“洒”字改为“流”字,这一字之易,加重了诗句的分量,也使形象更加鲜明生动,从而加深了作品所要表现的深刻的历史内涵,正如《毛泽东诗词选》编者在注释中所讲的,这句话指出了“人类过去的历史充满了各种苦难和战争”。在我国历史上不是曾有过血流漂杵的成语吗?同时,这样一改,与本诗中所写的“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扣得更紧了。再如《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郭沫若曾经看到原稿“随心”作“无心”,“着意”作“有意”。这虽然也是一字之差,但这两句诗的主体却不同了。原来的主体是“红雨”“青山”,经过这样一改,这两句诗的主体,就成了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热情地讴歌了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又战胜了对人民身体健康危害最大的“瘟神”——血吸虫病,从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阔步前进。

    自己反复斟酌修改,一诗千改始心安

    现在我来谈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如何修改诗词?

    毛泽东修改诗词,具体情况很复杂。有的是随意而为,有的是刻意而为;有的是自己修改,有的是请专家帮助润色,有的是采纳读者建议而进行完善。

    第一、并非刻意修改,无心插柳柳成荫。

    毛泽东诗词作品字词句篇的丰富变化,有相当一部分都呈现在他的手迹当中。他的很多作品都留有手迹,有的还留有多件手迹。比如,《七律·到韶山》有两件手迹;《贺新郎·别友》有三件手迹;《水调歌头·游泳》有四件手迹;《念奴娇·昆仑》有五件手迹;《沁园春·长沙》有六件手迹;《沁园春·雪》有十件手迹。

    这些手迹都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心情状态下,出于不同目的为不同的人题写的。他并不是对照诗集一字一句照抄,而是凭记忆,凭印象。加上他书写诗稿时,已经时过境迁,文字感觉和思想认识,可能发生了微妙变化,出现文字差异也在情理之中。

    比如,把《沁园春·长沙》“层林尽染”写成“层峦尽染”,“到中流击水”写成“向中流击水”;把《七律·长征》“万水千山只等闲”写成“万水千山似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写成“最喜岷山千里雪”把《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牢骚太盛防肠断”写成“牢愁太多防肠断”;等等。这些字词比较接近,诗句含义没有实质性变化。

    有的时候,诗句的变化比较大。比如,《贺新郎·别友》“人有病,天知否”一句,有的手迹为“曾不记:倚楼处”,有的手迹为“重感慨,泪如雨”。再比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第二、三件手迹写成“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第四件手迹写成 “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挥长戟”。这种情况可能还和作品没有完全定稿有关。

    第二、自己反复斟酌,一诗千改始心安。

    1956年底,中国作家协会任筹办《诗刊》杂志,徐迟等人搜集到社会上流传的毛泽东八首诗词,编委会特意致信毛泽东:“因为它们没有公开发表过,群众相互抄诵,以致文句上颇有出入。有的同志建议我们:要让这些诗流传,莫如请求作者允许,发表一个定稿。”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对作品进行了逐一校正,还另外提供了十首作品,回信说:“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1963年,在70寿诞来临之际,毛泽东将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汇集起来,除已出版过的21首诗词外,增加了《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发表的6首词,还补充了10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他倾注大量心血,对这些诗词做了一次全面校订。这就是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据吴旭君回忆:从1963年3月至1973年冬,毛泽东对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对有些诗词作过多次修改。修改都由吴旭君作记录,等到推敲好的句子定下来之后,毛泽东再亲笔写到手稿上,然后叫她把修改记录烧掉。1973年冬天,他又叫吴旭君把全部诗词抄写一遍。毛泽东又作核对。如此反复,足见毛泽东对修改作品的重视程度。

    第三、诚请专家斧正,采得百花酿成蜜。

    毛泽东修改诗词,不是闭门造车,而是集思广益。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出版之前,先印了一些征求意见本。1964年元旦,毛泽东委托田家英邀请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郭沫若、臧克家等诗人,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会议桌上,摆着毛泽东写的几张条子,一张写着:“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一议。”臧克家把事先准备好的23条意见交给田家英。诗集出版之后,臧克家发现毛泽东采纳了他的13条意见。

    《七律·登庐山》“跃上葱茏四百旋”一句,原先是“欲上逶迤四百旋”,郭沫若认为“‘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似有踯躅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而“热风吹雨洒江天”一句,原先是“热风吹雨洒南天”。郭沫若“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协谐。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后来的定稿,显然是参考了郭沫若的意见。

    《沁园春·雪》“原驰蜡象”中“蜡”字,原先是腊梅的“腊”字。臧克家建议说:“如写作‘蜡’字比较好讲,‘蜡象’正可与上面的‘银蛇’映对。”毛泽东点头说道:“好,那你就替我改过来吧。”这样一改,更加形象,诗意也更浓郁了。再比如,《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中的“咒”字,原先是“哭”字,这是根据湖北省委副秘书长、作家梅白的意见改的。毛泽东还对他说:“你是我的‘半字之师’。”

    第四、采纳读者建议,听取溪流动地声。

    《七律·长征》原有“五岭逶迤腾细浪”“金沙浪拍云崖暖”。1952年元旦,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致信毛泽东,建议把改后“浪”为“水”。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批注说:“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1957年初,《诗刊》发表毛泽东18首诗词作品后,复旦大学一名学生、江苏省泰县一个小学校长、福建省南平县的读者陈治等人,专门致信毛泽东,指出《菩萨蛮·黄鹤楼》中“把酒酎滔滔”中“酎”字,是一个错别字,应该用“酹”字。毛泽东看完后,让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所提意见是对的。

    第四,毛泽东对所作诗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还表现在对于写作过程中偶尔出现的笔误和排印中出现的错误,只要发现了,都一一地加以纠正,并且连某些词原来有不同的书写形式,也使之统一起来。《沁园春·雪》写赠柳亚子先生的手稿中“原驰蜡象”的“蜡”原作“腊”。有一次臧克家和毛泽东见面时,提出“蜡”字比较好讲,并且正好与“银蛇”映衬,毛泽东欣然接受了臧克家的意见,在正式发表时作了修改。又如《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遗矢”中“薜荔”,原来写作“薜苈”,对于这一词如何理解,在毛泽东诗词研究者中,当时还曾有过不同的看法,后来于1957年正式发表时改为“薜荔”,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再如《水调歌头·游泳》写赠黄炎培先生的手稿作“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一句按照词谱,上六下五或上四下七均可,而根据句意,这里作上六下五较好。后来正式发表时修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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