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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传: 第三十四章 曾参出妻 冉求助纣

发布时间:2019-10-25 04:20编辑:现代文学浏览(172)

      孔子归鲁不久,杏坛的面貌便又焕然一新了,不仅除去了荒草,清扫了污垢,砌上了花坛,坛里栽满了各色鲜花异草,而且听讲的人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整个杏坛被围得水泄不通,连孔宅门外、墙头上、墙外,周围的树上都是听讲的人们,犹如赶庙会看山戏一般。这已经是孔子集中讲学的第三个时期了,这期间,孔子又收了一批弟子,如曾参、子张、子夏等,都是极有才干,极有造就的,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曾参,鲁国南武城人,字子舆,是孔子早期弟子曾点的长子。他虽是在孔子遍访诸侯各国十四处归鲁后才拜师入门墙,其实,早在十四年前,他的父亲就已经常带他来听夫子讲学了。他曾穷居卫国,絮衣破烂,面色浮肿。因为常干粗活,手脚都生出老茧。往往是三天不煮饭,十年不添制新衣服。他注重自身的修养,曾倡导“吾日三省吾身”。他以孝道出名,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便是曾参一手教导成长起来的,子思又传孟子,可见他是儒家学派的主要传道者之一,所以被后人尊称为曾子。
      曾参少年丧母,继母是个母老虎式的刁妇,对曾参十分苛刻,百般虐待,致使曾参夏无单,冬无棉,在辛酸与泪水中成长。因不堪继母的折磨,小小年纪的曾参便逃到卫国去靠卖苦力为生。但他天性纯孝,归国后,对他上了年岁的继母却以德报怨,万分地恭顺与孝道。齐国曾闻他的贤名,用厚礼相聘,欲封为上卿,但为了不使年迈的继母凄苦冷清,无依无靠,便坚决辞退不肯就职,后来有朋友责怪他失坐良机,他解释说:“自古养儿为防老,如今父亲过世,母亲年迈,参何敢远离呢?况且食人之禄,忧人之事,故我不忍离母远去,受人役使。”所以,一直没有出仕做官。
      春天的一日,曾参到野外去采来鲜嫩的藜藿,这是他继母春天最愿吃的一种野菜,相传吃了能去火却寒,健脾强胃。第二天一早,曾参要出门办事,临走之前嘱咐妻子中午要做上等的藜藿奉侍母亲。说来也巧,曾参出门不久,妻子的小腹便痛疼难忍,额上的汗珠大如黄豆,在床上翻滚不已。这一切,她的婆婆是亲眼目睹的。儿媳由于病疼的折磨,午饭的藜藿竟没有煮熟。所谓不熟,不过是欠一把火而已,并非无法下咽。谁料,这一下竟惹下了塌天大祸,傍晚曾参回来后,继母竟大诉其苦,胡说什么儿媳趁丈夫不在家,有意与她为难,只怕存心不良,而且还边诉边哭,涕泪交流。
      曾参是以孝闻名于遐迩的,这样以来,岂不坏了他的名声!将来有何脸面见先父于地下?一怒之下,便写下了休书,欲将妻子休掉。
      妻子要辩解,要申明原委,曾参不让张口。曾参之妻也并非等闲之辈,她要去找孔子评理,要听听这位圣人的意见。不提找孔子评理倒还罢了,提起找孔子评理,不禁使曾参想起了一件十四年前的往事,浑身冒出了涔涔冷汗。
      曾参家是一户不太富裕的自耕农,父亲曾点一边跟孔子上学读书,一边种着几亩园圃,生产的菜蔬既供自己食用,也到集市上去卖些钱币,以资灯油炭火的开销。一天,曾参父亲正在执锄耘瓜,瓜地里的草很盛,高过了瓜秧。七岁的曾参见父亲独自一人在耘瓜苗,躬身弯腰,通身汗流,很是过意不去,便不声不响地拿了一把小锄,来到父亲身后,也锄起草来。七岁的孩童,哪里会务庄稼,越是卖力,闯祸越大,不大一会儿,竟锄断了许多瓜秧,他全不觉。曾点直腰擦汗,回身见曾参正在辛勤地劳作,不觉暗暗地心疼,待走过去欲劝他休息玩耍时,不觉火冒三丈,茁壮的瓜秧竟让他锄断了不少,禁不住斥道:“这是异种瓜秧,瓜种是从吴国觅来的,如今被你连根斩断,如何开花结瓜?”
      曾参答道:“可以把根接牢了,培以基肥,何愁不能结瓜呢?”
      曾点大怒道:“将你的头斩下来,还可以接起来继续生长吗?做错了事情,尚敢出言顶撞,这还了得!”说着,手握锄柄,没头没脑地向曾参打来。
      人在暴怒时,手下哪有准数,不想一柄下去,竟将曾参打昏在地,长时不醒人事。曾点害怕了,扑上去,摇呀,晃呀,哭呀,叫呀,半天才将曾参摇晃苏醒过来。曾参醒过来之后,微笑着对父亲说:“往日儿有过失,父亲用力扑责。但今日参罪该杖责,父亲竟手下无力,莫非年高力衰了不成?”
      曾参说罢,退入卧室,弹琴唱歌,以此告诉父亲,自己的身体并未受伤。
      不久,孔子便得知了这一消息,曾批评说:“七岁顽童,不懂农事,耘断瓜秧,系情理中之事,点何以要如此暴怒杖责呢?禽兽尚知慈爱雏幼,点身为人子,岂不知乎?参既受杖致昏仆地,生命并非儿戏,为何要鼓琴作歌,表示身体安康呢?昔者虞舜有顽父瞽瞍,舜尽孝道于瞽瞍,瞽瞍溺爱次子象,误听象之诈言,欲使舜临险地,舜并未远避他方,受小棰则忍受,受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曾犯不父之罪名,舜亦不失为孝子。如今参委身以待暴怒,昏死而不逃避,倘若真为尔父杖死,岂不陷尔父于不义吗?是为最大之不孝!
      ……”
      曾参知道,去找孔子评理,夫子是不会答应他出妻的,而且要严厉地批评他,所以他执意不肯。
      邻人纷纷来劝解说:“藜藿小事,并未犯七出之条,为何竟要休妻呢?”
      曾参回答说:“藜藿确系小事,不在七出之例。小事尚且违逆我旨,何况大事呢?如此不孝不从之妻,留她何用?”
      曾参不听邻人劝诫,还是将妻子休了。在那妻子为丈夫所私有的封建社会里,其妻欲反抗,欲挣扎,自然是徒劳的。
      曾参的继母也未出面讲情。
      看来曾参是个虚荣心很强,看问题偏颇而又固执己见的人。为出妻一事,孔子曾批评他说:“结发夫妻,情深意厚,为一藜藿小事而休之,人伦何在?禽兽尚知恩爱,吾弟子难道不知?妻子藜蒸不熟,可以教诲,人非神仙,熟能无过?有过则休之,仁义安在?”
      经夫子的一番批评教训,曾参很是后悔,然而水已泼出,木已成舟,饭已做熟,无法挽回。
      曾参出妻之后,终身不再续弦。他的儿子元劝其续娶,他向儿子说道:“高宗因有了后妻而杀孝巳,尹吉甫因为有了后妻而放逐伯奇,我上不及高宗,中不足以比拟尹吉甫,一旦娶了后妻,又岂能保不为非呢?”曾参没有谈及自己,他虽没有被杀、被放逐,但吃的苦头何尝少呢?娶了后妻,前窝子女算是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曾参总算是没有脱了疮疤忘了疼,这也许能弥补一点他出妻的过失。
      在季氏那宽大空旷的议事厅里,季康子正在眯目品茶,冉求陪坐一边。他颇似其祖父季平子,喜欢静静地想心思。半晌,他对冉求说:“冉将军,我欲出兵伐颛臾,你看如何?”
      自从哀公十一年冉求率部却齐之后,便一直被尊为将军,但仍做季氏家臣。冉求闻听,先是一怔,然后彬彬有礼地问道:“颛臾乃鲁之附庸,一向俯首帖耳,言听计从,为何要出兵征伐呢?”
      季康子呷了一口茶,抿了抿厚嘴唇,将双眼睁得稍大一些说:“颛臾地处东蒙山下,邻近多山,为剧盗啸聚之所,出没无常;费邑富家,时遭盗劫,不得安枕,将谋远避。为保民安全起见,不得不伐颛臾,以绝盗踪。”
      冉求听季康子说得似乎有理,不再提出异议,只是为难地说:“仓廪空虚,军费不足,如何敢兴师动众呢?……”
      季康子的双眼又眯成了一条线,脸上弥漫着阴云,拖腔拉调地说:“冉将军,您身为季府总管,难道还需肥给你想办法吗?你就不会改丘赋为田赋,以充仓廪吗?”季康子又将改革的精神叙说了一遍,让冉求去具体实施。
      季康子像他的父亲、祖父一样,只要拖长腔调说话,便是在责备,在下命令,便是勿需置疑,无相商的余地。冉求两为季氏家臣,这点常识还会不知道吗?于是唯唯应命,开始作那讨伐顺臾的筹备工作。第一步自然是解决“仓廪空虚,军费不足”的问题。冉求不愧是孔门弟子中最多才与艺的一个,经过一段煞费苦心的思索,拟订出一分改丘赋为田赋的计划交季康子审批。季康子阅后大加赞赏,称颂不已。
      鲁国一直实行的是丘赋(实行每一个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之法。“丘”是一个行政单位,“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每一丘根据其田地和财产,每年出马一匹,牛三头。现将田地与财产分开,各为一赋,所以叫作“田赋”。改成“田赋”之后,每一丘每年要出马二匹,牛六头。其实质就是农民将增加一倍的负担,季氏将增加一倍的收入。
      听了季康子的赞誉,冉求沾沾自喜。因为自己又为季氏立了一功。但令冉求难堪的是,季康子命他将伐颛臾和改田赋的事一并去与孔子商议,因为孔子是国老,有了他的支持,实行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冉求来到杏坛,拜见了夫子,说明了来意。孔子说:“求啊,此乃你之过失!当初先王封颛臾于东蒙山下,使主旅祭,且在鲁疆之内,乃社稷之臣,何用征伐呢?”
      冉求颇为委屈地说:“此乃季氏一人的主意,求并未与谋。”
      孔子叹息说:“鲁之邦域已被三家瓜分,季孙氏取其二,孟孙氏与叔孙氏各取其一,只颛臾为附庸,尚算公臣,季氏又欲霸为己有,不嫌过分吗?求啊,你乃季氏两代家臣,肥且倚你作心腹,你又有大功于季氏。安有不与谋之理?昔周任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乃古之良史。这两句话是说,人臣在位,应尽力陈辞进谏;谏而不听,应去其位。臂如瞎子用人引路,跌倒不相扶,蹈险不引避,引路者何用呢?又如虎逃出栏外,珠玉坏于匣中,岂不是看管人之过失吗?”
      冉求说:“颛臾城固,且近季氏费邑,如今不取,必为子孙后患!”
      “求已不打自招矣,伐颛臾原为私室,怎说你未与谋呢?”
      冉求低垂了头。孔子继续说:“丘闻有国有家者,不患民少,只患不均;不患贫困,只患不安。因为均则不会贫乏,和则不会民少,安则不会灭亡。远方之人不服,宜修义德,远人自来。如今你相季氏,远人不服,不能招来;疆域分崩离析,不能保全,却谋动干戈。吾恐季氏之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
      谈到田赋问题,孔子说:“丘非富家儿、理财家出身,不懂田赋。”
      冉求说:“夫子前为鲁司空,别五土之性,使全国无荒废之田地,如何说不是理财家呢?如今身为国老,国家政事,待夫子一言而定,何故不发一言呢?”
      冉求恳求再三,孔子只是不答,弄得那冉求留也不是,走也不好,处境十分尴尬,只是恭立一旁,动也不动。孔子徐徐地说道:“君子施行政事,需合礼法,然后颁行。苟有施与必求厚,行事无偏倚,取赋但求薄,鲁国旧有丘赋之法足矣。若然不合礼法而妄行,贪得财利而无厌,那么,虽分田财各为一赋,百姓无法负担,取者尚嫌不足,这便如何?季氏欲行合法的政令,周公之典法尚存,何必问丘?若欲逞私意妄行加赋,何必来访问我呢?求啊,你专为季氏聚敛私财,公室田地,半数已归季氏,欲壑难填,何时是个尽头呢?”
      冉求此番拜访夫子,不仅没讨得一言半语的支持,反而遭到一顿训斥,灰溜溜地离去了。
      孔子讲的一番话,对冉求的一番训示,在道理上也许是对的,但在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季氏掌权执国,专横数代,一意孤行,哪里是冉求所能左右!冉求,家臣而已,孔子对冉求的要求是有些苛刻了。眼下的冉求,颇似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师命难违,季氏的话更不敢不听,常言道,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呀!冉求回到季康子身边,自然不能将夫子的意见,夫子的话和盘托出,他必须委婉地周旋,以维护夫子的情面,以维持夫子与季康子之间的关系。难啊,冉求!……
      即使孔子当着季康子的面引经据典地侃侃而谈,怕也无济于事,所以季氏还是遵照自己的意愿,为所欲为。
      第二年春天,风和日丽的一个早晨,孔子出城访问一位老友,磋商编纂“六艺”过程中所能遇到的诸多问题,公良孺驾车,后边还跟着颜回、子夏、商瞿等三、五个弟子。
      按时令已到清明,城外该是千山喷绿,万树滴翠,百花争妍的时节,原野里的越冬小麦亦该郁郁葱葱了。然而,此时的旷野却像一个懒婆娘,刚刚睡醒,正在揉着惺松的眼睛。车子来到一座村庄,残垣断壁,整个村庄和人们的面容,仿佛都罩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雾,面目不清,颜色暗淡。突然,村里的主事边敲铜锣边高声喊着从村头走来:“众位乡亲听着,宰府总管冉将军有令,从今尔后,改丘赋为田赋。今年每家需再交粮五斗,钱三百,两丁抽一,攻打颛臾。违令者严惩不贷!”
      他的身后,跟着一群如狼似虎般的士卒。
      村里的破庙前张贴着一张浆迹未干的告示,一群衣衫褴缕的老少正在围观,一个青年和几个面如土色的老汉正愁眉苦脸地蹲在地上叹气。
      “青黄不接之时,何处去凑这五斗谷子啊!”一个长者长吁短叹地说。
      “倘若咱村再抽丁,往后有谁下地干活呀!”一个中年人说。
      “这岂不是将人往死路上逼吗?”那个青年用拳敲着土墙说。
      “唉,说这些有何用处呀!”长者说。
      看了这场景,目睹这诸多面孔,听了这许多议论,孔子的心很觉沉重,仿佛有无数的刺芒在戳他的背,在刺他的心。这些可怜的、衣食不得温饱的农民似乎都在以敌视的目光注视着他,在责备他的过失,他不敢抬头看这些怀有敌意的脸。这样的心境是无法访友,更无法探讨知识和学问的,于是他命驾车的公良孺调转车头,返回府去。同行的弟子,有的理解夫子的心境,有的则感到惊诧。
      马车在坎坷的、弥漫着烟尘的土路上颠簸前进,孔子在车上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他的面前浮现着车轮碾过各种各样的路:
      狭窄的、宽阔的、弯曲的、平直的……
      杂土的、泥泞的、石子的、龟裂的……
      春天铺满嫩草的路,夏天的林荫路,秋天落叶的路,冬天白雪皑皑的路……
      浮现着各式各样惨不忍睹的镜头:
      在齐国,鼎烹有功大臣的惨象……
      在宋国,无辜的百姓被驱赶着为司马桓魋营造石椁墓穴的可怜景象……
      在卫国,蓬头垢面,赤裸着灰黑的脚的石头躺在无人照看的蒿草中,身上盖着一张破席片的令人伤心的情景……
      在鲁国,在季氏的刑讯室内,一只被砍断的鲜血淋漓的左手……
      待孔子师徒回到杏坛,冉求已恭候在那里多时了。冉求见孔子走下车来,忙上前施礼,孔子摆摆手制止,冉求还是大礼参拜了。他发现了夫子脸上阴沉的乌云,这是他从未见过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倍加小心翼翼。
      孔子冷冷地说:“冉求,你好久不曾来杏坛听讲了。”
      冉求恭敬地说:“政务太忙,实在是不得脱身!”
      “定然很忙,”孔子带着极少有的挖苦口吻说,“你不忙,季氏何以能钱财日增,仓满廪盈呢?”
      冉求小心地说:“弟子不明白夫子的意思。”
      孔子的脸色陡然一变:“君子之过,犹如日月之蚀,人皆得而见之;他若改正了,人皆仰望之。”
      “夫子,为人家臣,求有何法?……”冉求摊出两手,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吾非你的夫子!……”孔子拂袖,愤怒地转过身去。
      “夫子!……”众弟子上前规劝着。
      “冉求不再是孔丘的弟子!丘之弟子需助善为贤,不得助纣为虐!小子可鸣鼓而攻之!”
      冉求垂手立正,泪水在眼圈里转悠,使劲地低垂着头。
      同学们默默地望着夫子愤怒的神色,望望痛苦的冉求,相互望望,谁也不说一句话,整个杏坛,死一般的沉寂,也不知过了多久,孔子猛然转过身来,心情沉重地说:“二三子听着,从今尔后,丘决定不问政事,更不出仕,专心讲学,删诗正乐,赞易定礼。冉求可将此意转告季氏,今后不准再来烦扰!……”
      孔子说着也低垂了头,独自步回书房,他的眼眶里也转动着晶莹的泪花……
      孔子从教凡四十余年,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从未向弟子们宣过恶言,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他的心中比冉求更痛苦。
      同学们劝慰了冉求一番,冉求没有说话,默默地离去了。
      冉求回到季氏府,回到自己的卧室,一头栽倒到床上,失声痛哭起来。他使劲用衣襟堵住自己的嘴,不让哭声传出屋外。冉求为何要如此悲伤呢?是委屈吗?是忏悔吗?还是在痛恨夫子呢?大约都有一点。然而事后静下心来想想,夫子的一腔怒火并非是在向自己发泄,而是在向季氏发泄,是在向这个“礼崩乐坏”的世道发泄。而这一腔怒火又来自对季氏“聚敛”政策的疾恶如仇,来自他那“施取其厚”、“敛从其薄”的政治主张,来自他那颗爱民的善良之心。冉求承认,这些年来自己与夫子的政治主张和处世态度的分歧是愈来愈大了,但从总的讲,从道理上讲,夫子是正确的。他更感戴夫子的教诲、培育之恩,自己所以能有今日,全赖夫子的栽培。因此,虽然有了这场风波,冉求在心灵深处却依旧尊敬和热爱夫子,只是怕惹夫子生气,才不得不采取暂时回避的政策。他依旧抓紧时间去听夫子讲学,只是不到自己原来的座位上,而是微服站在门外或者墙外。他依旧是每天向夫子请安,问安,只是不到夫子面前,而是在默默地祈祷,祝夫子健康长寿。这一切,孔子自然不会知道。
      事过之后,孔子很后悔,很痛心。他意识到,自己对冉求的要求太苛刻了,委屈了他。季氏世代贪婪成性,岂是冉求的好心劝谏所能改变的!十四年前,自己为什么要离开祖国而出走呢?齐国王卿施计,盛饰女乐,鲁国君相迷色,不理朝政,自己曾详陈事理,正言谲谏过,也曾委婉讽谏过,最后弃官降谏,结果怎么样呢?可使鲁定公与季桓子接受了一点,悔改了一分吗?自此以后,栖栖遑遑十四年,见过了多少君侯卿相,有哪一个肯纳人之谏,改恶从善呢?既然连自己也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要强求冉求做到呢?这是多么的不公平与不合理呀!……想到这里,孔子深感内疚与不安,自己真是老糊涂了。

      季氏准备攻打颛臾,还是让冉有和子路——冉有是在孔子离卫之前就已经仕于季氏,而子路则是在孔子返鲁之后仕于季氏,冉有的职务当大于子路,既管财政又管军事——去见孔子征求意见。颛臾是鲁国的附属小国,位置在山东省费县西北八十里处,现在还有颛臾村,离季氏的费邑较近。冉有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可能是学乖了,不是一个人去,而是与子路两个人一起去,而且他也知道老师喜欢子路。去了也不是上来就进入主题,先讲了许多别的家常,才慢慢导入主题。而且不说进攻、不说侵略,只是说“季氏将有事于颛臾”。但是孔子是谁,他早就知道了季氏将要攻打颛臾的事情,也明白两个弟子所来的目的。孔子对于鲁国国政大事是了如指掌的,如有一次冉有下班回来晚了,孔子问他,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冉有说是政务缠身。这时孔子露点幽默地说他:“别露味了,那只是事务罢了,若有政务,虽然不用我了,我还是会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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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季康子派家臣、也是孔子的学生的冉有就田赋问题前去咨询,实际上是要孔子表态。这既是检验孔子对于当政者的支持度、顺从度,也是想利用孔子的表态,来减轻因增加百姓负担而带来的压力。但是冉有三次问询,孔子均不作明确回答,只是说“我不了解情况”。冉有见老师分明有着明确的态度,却以“我不了解情况”来搪塞,有些着急,便说:“老师是国老,现在这个事情需要你表态后才实行。为什么老师就是不表态呢?”

      季氏的一个叫季子然的子弟,以为他们季家掌着鲁国的大权,而孔子的弟子子路、冉有等又在他们季家做家臣,便自以为了不得,居高临下般地问孔子:“仲由、冉求是当大臣的料吗?”孔子当然不吃他的这一套,回答得硬气而又有趣:“我以为你要问什么特别的问题呢,竟是问他们俩呀。好吧,我告诉你,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他们有理想有主意,假使他们的理想与主意这个君主听不进看不起行不通,那他们宁可不干也不会委曲求全。要知道他们是为‘道’而来,不是为官、为待遇、为功名富贵而来。像由与求这两个人(子路、冉有),政治、军事、经济,都很能干,又有气节,当然有做大臣的资格了。”季然子还是那副嘴脸,觉得你再有气节,还不是得听主人的,便说:“他们总得绝对服从上级的吧?”孔子更不含糊,一句话就把这个骄傲的季子然噎在那里:“如果这个‘上级’做出了杀父亲杀君主的事,他们绝对不会服从!”

      作为“国老”,鲁哀公与实权派季康子,都是免不了要向孔子问政的。对于他们的问政,已是暮年末尾的孔子,仍然在回答里坚持着自己的追求、闪烁着生命的活力。

      冉有来时就胆怯着。听了老师的批评,更有些心里发虚,就解释说:“是季氏要这么干,我和子路本来是不同意的。”这既是实情,也有着某种推卸责任的意思。

      我估计冉有询问的时候,肯定不是一个人在场。只是到了只剩冉有一个人的时候,孔子才私下对冉有说:“君子的行政措施,应该在合于‘礼制’的范围之内,施于民的一定要宽厚,国家的事情的规模要适中,取于民的一定要少(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我国原来实行的‘丘赋’也就够用的了。如果不按照礼制去办,而是贪得无厌,即使实行了他季氏的田赋,也会入不敷出。”虽然是私下谈话,可是在关系着鲁国政局的大事上,孔子依然毫不含糊。他接着更加严厉地对冉有说:“你和季孙若要依法办事,那么有周公现成的法典可以遵守。若要任意而行,那又何必来问我的意见呢?”

      李木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成员。写过300万字的散文与300多首诗,所写散文百余篇次入选各种选本,曾获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首届泰山文艺奖等。

     作者简介:

      所以,孔子并不绕什么弯子,上来就向冉有表示了不满。孔子直呼着冉有的名字直率地说:“冉求!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吗?要知道,这是一种要不得的侵略罪行。颛臾是五百年前周武王分封诸侯时建立的国家,那时在中国东方的边疆,是个还没有开发的民族,由他前去管理,并包括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也是周天子所辖天下的一个组成部分。‘何以伐为?’伐是对方有错才去讨伐,现在他不过是衰落了,怎么可以出兵占领呢?”

      孔子对于冉有的严厉态度,当然也是对季氏田赋制以及不尊重孔子意见的强烈不满与批评。季氏当然清楚这些,但是他对于利害的权衡,当然要大于遵老敬贤之心。从这一件事情可以清楚地看出晚年的孔子在鲁国政坛所处的地位:是一块显示当政者尊贤并以此招贤的牌子,又是一位当政者咨询问题的顾问,他的意见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这全以当政者的利益为取舍。

      这种拒绝不仅是孔子在鲁国政治生命的完结,也预示着一个更加纷争的战国时代的到来。

      对于季氏的田赋问题,《左传》上说的是“贪冒无厌”(贪得无厌的意思),《论语》则称之为“聚敛”(搜刮民财),《孟子》指为“赋粟倍他日”(赋税比以前多了一倍),如此看来,季氏的田赋之变,严重地增加了农民负担这是肯定的。从孔子严厉的回答,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他的原则性。而“施取其厚”与“敛从其薄”的主张,更是带有着孔子一贯的“仁政”的色彩。这既是他仁心的自然反映,也是他施仁政的一贯主张。尤其是在春秋末期、贵族统治者置民众生计甚至生命于不顾、疯狂扩充各自的地盘与权力的时候,这种“仁”心与施“仁政”的主张,更显得弥足珍贵。他的贫苦出身以及几乎贯穿一生的穷困与蹉跎,更令他的这种民本思想有了深厚的根基。至于他事必以周礼为准则、为解决问题的锁钥,而没有以向前看的姿态找到新的救世办法,这既有他保守守旧并导致一生碰壁的一面,也是时代的局限所致。

      比如,对于鲁哀公怎样才能使老百姓信服与服从的问题,孔子的回答真可谓千古不朽:“把正直有才能的人提拔上来,放在缺德少才的小人之上,百姓就会信服与服从;若是把缺德少才的小人提拔出来,放在正直而又有才能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不信服不服从。”(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的孔子,享受着国老的待遇,也就是起着参与议政的作用。不是决策者,也不是政策与决定的执行者,但是却可以对于国家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受到当权者的咨询。待遇当是不低于走时的六万俸禄,或许还会高于这个数目,虽然没有具体职务,政治待遇却要高于一般的大夫。如果寻找“顾问”的源头,恐怕最终要落到孔子的头上。

      《左传》鲁哀公十一年记载了这个事件:“季孙欲用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这次季康子所实行的田赋改革,即由原来的丘赋改为田赋。那时是“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左传·定公十一年》)鲁国与齐国战事频繁,所需各种费用相当巨大,原来的田产与家财一块计算赋税的“丘赋”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季康子决定实行新的“田赋制”,将田产与家财各为一赋,也就是说新的田赋制要比原来的赋税增加一倍,也就是每丘要出两匹马、六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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