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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海外学者:中国经验或为世界

发布时间:2019-11-18 18:47编辑:国际教育浏览(174)

      中国的公共政策随着国家的改革开发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在东亚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中,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学界所说的“发展型国家”的作用。学者表示,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公共政策得以实现。或者说,公共政策一直是推进国家各方面变革的主要动力。

      香港大学许成钢教授作了“产权、私法和宪法:改革面对的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的报告。他认为深入了解今日改革困局的基本渊源:产权、私法和宪法方面存在的基本问题,是避免改革重蹈历史变法失败之覆辙的基础。中国自古没有独立于皇权的私有土地产权,从来没有绝对私有产权的概念;从来没有私法的概念体系,只有公法中的刑法和行政法。这是中国自古没有宪法和宪治的基本原因。私法是宪法的基础。而私法的社会基础是私有产权和公民权利。私法的缺失仍然直接阻碍中国在土地制度、城乡制度、金融制度、银行体系、民营经济的改革。这同时关系到腐败的根源、不平等的根源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汉斯·道维勒结合个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决心从依赖低成本和低附加值出口以及政府主导型投资建设的增长模式转向依赖高附加值产业、服务业和国内消费的模式,这必将涉及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教育、文创产业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离不开良好的公共政策。

    单元 4:社会领域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网8月19日讯(记者李永杰)8月15日至18日,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的IPP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在四天的会期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数十人济济一堂,集中探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政策发展的历史和重点问题,国际国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公共政策模式,以及中国未来公共政策发展与变迁可能的方向及政策建议。

      为期两天的会议力图达到三个主要目标:第一,公共政策及其实践的理论分析。第二,积累和发展中国公共政策的知识体系。第三,总结中国公共政策发展的经验以及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政治创新试验及其世界意义”的主题发言中围绕“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间既然已经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还能屹立不倒”这一重要问题展开论述,指出中国政治通过改革而得到了生存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学习、适应和变革能力。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最终理解、吸收并执行了促成西方发展的所谓的“七大支柱”,包括将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实用主义文化以及教育等在内的方式应用到国家对财富和力量的追求。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在于执政党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来进行自我创新。在发达的西方和发展中世界都出现了民主危机的时代,中国制度实验的意义尤其重要,其经验可能会给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启示。

      王辉耀教授探讨了海外人才对中国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梳理了海外人才参与建言献策影响中国公共政策的形式,分析了相关政策的优势及改进空间。

    官方网址大全,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前联合国经济发展主任GCNMDC(全球文化网络和协调各文明间对话)总裁梅里·马达沙希表示,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迄今还没有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有凝聚力的社会模式,因为其快速发展的经济发展缺乏相称的、连贯的社会政策。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国需要发展出涵盖复杂问题和挑战的本土社会政策。

      本项议程为期两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汉斯·道维勒受邀参会致欢迎词。

      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的报告题为“市场导向的地方政府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断点扩散的视角”,该报告提出了创新的“断点扩散”概念去概括威权政体中创新扩散的动态过程。通过对中国281个城市新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断点事件历史分析,报告揭示了市场导向政策的“断点扩散”式的独特动态机制。

      柏思德教授详细考察了作为中国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超级经理人”,他们所管理的国有企业集团已经发展成为庞大的、多元化的,具有显著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企业。党政机构越来越多地从超级经理人构成的阶层中招募领导人才。

      此次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的IPP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赵力涛博士、单伟博士、仝月婷博士、钱继伟博士、唐文方教授、光磊教授、Christine Wong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柏思德教授、波士顿大学政治系的傅士卓教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诺顿教授以及来自中国大陆清华大学的朱旭峰教授、郑路副教授、杨灵副教授、张静教授等会同IPP的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中国的公共政策问题。本届学术研讨会共有两项议程,第一项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公共政策:回顾与展望”主题讨论会,第二项是“当代中国的国家、市场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的视角”专题讨论会。在四天的会期里,各参会的专家学者集中探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政策发展的历史和重点问题,国际国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公共政策模式,以及中国未来公共政策发展与变迁可能的方向及政策建议。现将本届国际研讨会的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光磊教授通过分析2002-2003年某省报道的1205例集体上访的案例展示了该省信访官员如何回应集体上访者。他分析了为何上访者的社会地位、破坏性策略和抗议规模都无法获得政府应有的回应,并回顾了信访制度的演变,从而揭示信访活动中上访者与压制者之间的内在矛盾。

      唐文方教授展示了他的“中国城市居民公共政策满意度调查报告”,该报告基于2013年10月至11月中国十大城市2000个居民的随机抽样电话调查,对中国城镇居民的20项公共政策满意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调查结果展示了较高水平的公众满意度,重庆和广州满意度的有趣差异,电视及网络对满意度截然相反的作用,以及高度的政治激进主义和令人担忧的体制外抗争行为倾向。

      郑永年教授作了“中国政治创新试验及其世界意义”的主题发言。他围绕“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间既然已经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还能屹立不倒”这一重要问题展开论述,指出中国政治通过改革而得到了生存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学习、适应和变革能力。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最终理解、吸收并执行了促成西方发展的所谓的“七大支柱”,包括将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实用主义文化以及教育包含在内的方式应用到国家对财富和力量的追求。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在于执政党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来进行了自我创新。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逐渐演变成为一党执政下的开放型政党体制。政治开放性促进了政治精英以一种日益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和平更迭。同时,中国的这种政党体系有助于推动政策的变化。在发达的西方和发展中世界都出现了民主危机的时代,中国制度实验的意义尤其重要,其经验可能会给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启示。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的杨沐博士作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回顾和展望”的报告,他认为整个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双轨制,是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这两个部分。其中,非市场部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从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它就不再使用计划经济的传统管理方式,而是转化为更具效率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未来必须像现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建立依法治国,依法运行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但中国仍然不可能也不需要彻底摆脱自己的传统,精英经济这一块仍将继续存在。

      祁冬涛博士和刘骥博士探讨了国际组织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影响机制,他们将将国际组织与中国的关系分为规制型、工具型、对抗型三类,并相应地在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透明国际三个案例的基础上,讨论三类国际组织对中国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机制与效果。

      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作了“政治与法律领域政策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司法改革的路径与困局”的报告,他指出很长时间以来,司法权尚未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现行司法体制因而不能满足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对于这些问题,张教授提出了分析司法体制所需要的理论模式,然后对造成中国司法综合症的若干因素进行分类,并介绍了治疗这种综合症的现行解决方案,以及这些解决方案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和未来司法改革的方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公共政策: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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